宋徽宗名赵佶，自幼养尊处优。古典名著《水浒》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端王”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宋徽宗作为一位风流才子，精书法，善诗词，比起众多宫廷王子来说，还是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可惜的是，他局限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不能够亲身体会民间的疾苦，致使他以不才之身坐到了他不该坐的位置。靖康二年(1127)终为金人俘去，北宋灭亡。

凡事有因必有果。宋徽宗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造化”，也合于“自然之道”。本文无意刻薄地批评宋徽宗，只是想实事求是还其本来面貌。就从他对《道德经》的《御解》说起吧。

其一，如果以“学者”的观点来看待宋徽宗，他对《道德经》的《御解》仍不失精妙之处，说明他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如他在道经开篇即云: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万世而无弊。德者，充一性之长存。(《御解?卷一?道经上》)

在《御解?卷三?德经上》云: 道无方体，德有成亏，合于道则无德之可名，别于德则有名之可辨。 这两段提纲挈领式的注释，文句精彩，见解精微。

再则对《道德经》第一章中“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解读，他说: “常无在理，其上不徼，天下之至精也，故观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变也，故观其徼。有无二境，徼妙寓焉?”可谓见解独到，精辟入微。

其二，作为一代帝王，宋徽宗忘却的恰恰是帝王之道。通观《御解》全文，几乎看不到一句完整的关于政治、时势、吏治、民生的阐释内容。即便有之，也是“就字论字”，泛泛而谈，不着真章。如在《不尚贤章第三》有一段: ……圣人不得已而临莅天下，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因其固然，付之自尔，何容心焉? 《御解?天地章第五》云: 束刍为狗，祭祀所用，适则用之，过则弃之。彼万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这两句话若出自别人之口，原无对错，而出于宋徽宗便是一种“错位”。所谓“昏君”也者，岂不正合?

其三，言行不一，失信于民，终使其成为亡国之君。如其在《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中说:“人见可欲，则不知足，不知足则欲得，欲得则争端起而祸乱作。……日用饮食而已，何争乱之有?” 前章《太上章第十七》有云: 泽加于民，法传于世，天下爱之若父母，故亲之。

翻阅史册，我们所看到的宋徽宗，则完全没有“爱民”、“知足”之心。他在位期间，搜刮民脂民膏，设“花石纲”，建“艮岳”(名园)，真乃奢侈无度，以致烽烟四起，国已不国。

其四，作为一名虔诚的道教徒，宋徽宗其实没有“悟道”。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诏求道经于天下，次年置道阶道官二十六等，他自己请法师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可见他真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然而他所沉缅于道教的并非治国方略，济世利民。毕生的追求就是长生久视，成仙了道。在《御解?治人事天章第二十九》中，他说: 根深则柢固，性复则形全，与天地为常，故能长生，与日月参光，故能久视。 道教追求长生，仍须修炼，而宋徽宗则泛泛而谈，不尚修炼，所以他其实并没有“悟道”。最终，他客死异乡，却留下了一首哀婉绝唱《宴山亭》，其中有“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后人称这首词为“血书”。（节选《两代帝王与一部道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