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全盘考虑了京城的城市规划之后，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想法：打算建一个庞大得近乎离谱的园林体系。正是这个想法最终引发一场遍及全国的“地产泡沫”，并将帝国推向了毁灭。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赵佶《眼儿媚》

徽宗?赌博性投资计划

北宋末年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都以拥有一套超级豪华的景观住宅为最高理想。房地产经济凸显产业优势和统治阶级的强力鼓吹不无瓜葛，其中受益最多同时也受伤最深的当属徽宗皇帝本人无疑。

和那些靠军事政变起家的大老粗皇帝不同，徽宗皇帝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老师中既有满口仁义道德的老学究，也不乏艺术细胞丰富的画家和诗人（《水浒传》还记录他一度投身于体育运动，在一支皇家足球队中有出色的表现，也不知是否属自学成才）。其中，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道士是最具有神秘色彩的一个，这位前朝哲宗皇帝崇敬的出家人向因没有子女而苦恼的徽宗传授了一种闻所未闻的″广嗣之法″（也许是某种房中术文雅的名称），并使徽宗的后妃顺利产下了一个儿子而名声大噪。

正是这位神通广大的道士彻底改变了北宋的政治格局，他向皇帝进言，要想多子多寿，需在京城内筑山。徽宗对这个建议表示由衷的赞赏，政和七年（公元１１１７年），徽宗命令“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勔宫之东筑山象余杭之凤凰山，号曰万岁山，既成更名艮岳”（李濂《汴京遗迹志》）。在运用艺术方面，徽宗似乎比神学家刘道士更有发言权，他全盘考虑了京城的城市规划之后，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想法：在此基础上再广种奇花异草、广建曲廊亭阁，组成一个庞大得近乎离谱的园林体系才更胜一筹。

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原本可能在理智而又倔强的官员们的坚持下流产，他们完全有理由抱怨这是一次拿国家经济开玩笑的赌博性行为；但不幸的是，徽宗皇帝登基之后接手了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这和他的性格及教育背景不谋而合。文人大臣们已经熟悉了把一位英明的君主打造成庸才的整个流程，他们认识到，也许让自己发财的最佳方式就是调动起天子对政治之外事物的浓厚兴趣。于是他们温和、恭顺，奉承起人来简直是天花乱坠，乘机在皇帝的工程中赚取不菲的差价。道士林灵素的觐见使个人崇拜现象一再升级。林灵素是个大言不惭的江湖骗子，他毫无顾忌的吹捧令徽宗心花怒放，在聆听了林灵素一番″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宋史?方技列传下?林灵素传》）的露骨歌颂之后，徽宗严肃地声称，这和他之前梦到的情景完全一致。

在先知林灵素的策划下，徽宗投资在京城修建玉清和阳宫、上清宝勔宫、葆真宫等道教形象工程不计其数，并使外省的官员们竞相模仿，这激起了道教徒狂热的拥戴和平民百姓情不自禁的诅咒。

群臣?借题炒作

出于羽化飞升的美好目的，徽宗的头脑被各种奇思怪想冲昏了。在徽宗看来，石头和花木是让他营造出一个太虚幻境的最佳建材－－没有比和仙人们享受同等规格的住房待遇更让皇帝动心的了。

丞相蔡京是政治上的老狐狸，他向皇帝推荐了一批自己的党羽，其中一个叫朱勔的苏州人深得皇帝的宠幸。老谋深算的朱勔凭借他在江浙沪一带的势力，不知疲倦地为皇帝搜寻着建造艮岳的能工巧匠、鲜花美卉和可遇而不可求的怪石，借此博得皇帝的欢心。它们被冠以“花石纲”的行动代号，由武功高强的军官押运，装上吨位惊人的大船，由水路浩浩荡荡地运往京师。据说，部分桥梁的拱洞由于设计时的缺陷，不能适应一些巨大的石头通过而被迫拆除。当然，超载的石头令船只倾覆也并不罕见，押运这样的货物似乎和武功的高低无关，一场来势并不凶猛的风潮就可能让负责人丢了乌纱帽和脑袋，毫无疑问，青面兽杨志就是其中时乖运蹇的一个。《水浒传》的作者用一首打油诗表达了他对花石纲的不满情绪和绝不妥协的革命立场：“花石纲原没纲纪，奸邪到底困忠良。早知廊庙当权重，不若山林聚义长。”

在徽宗的嗜好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之后，仍没有人能取代朱勔的位置。没有人知道朱勔是如何源源不断地供应在江南也并不是遍地开花的怪石的，石头的品质一直保持一定的水准更是难上加难。一个缺乏艺术判断力的人往往吃力不讨好，在这方面，总工程师徽宗皇帝并不是好糊弄的主子。艮岳如此恢弘的石头结构足以暴露主人的富有和建筑师的辛劳，朱勔对自己的工作非常尽心尽责，《宋史》说他一旦发现了好石头，就是在天涯海角，也一定要取来运到京师，这使谨小慎微、幻想着躲开″夺宝奇兵″搜刮的百姓们痛哭流涕。他手下的爪牙徐铸、应安道、王仲闳等人个个如狼似虎，在盘剥百姓方面很有一套。在这个过程中，朱勔在地产方面的天赋得到了毫无限制的发挥，在其失势之后，官方抄家后惊讶地发现，这位大地主名下拥有的土地竟有三十万亩之巨。

在京师负责施工的工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工程过于浩大，全国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都被征集来为皇帝打工。他们稍有怠慢，就会立即遭受几十皮鞭的责打。监工们由吃白食的破落户、贪得无厌的贵族和注重风水的设计师组成，而民工们则敢怒不敢言，对工资待遇水平、难以下咽的饭菜和缺乏必要的尊重不敢说半个不字。长期的亚健康状态给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很多人底气不足，最后累饿而死；他们经常逃亡，在密林之中逃避骑着高头大马的御林军的追捕，运气好的人沦为强盗，在城乡结合部毫不客气地打家劫舍。

花石纲为京师带来了新气象，改造之后的京师焕然一新。徽宗皇帝对设计构思和工程质量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伟大的杰作，自吹自擂为“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力所能为者”（赵佶《艮岳记》）。但在不知不觉之间，人心的天平正从北宋帝国移到北方的女真人身上去了。

女真?携资收购

女真族敏感地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徽宗对北方的邻居干涉内政的作法不置可否，他的谦虚被北方的女真族们解释为完全是虚弱和恐惧的表现。在几次试探性的进攻获得甜头之后，金国大军大举进犯，于靖康二年将京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处变不惊的术士郭京请令出战，他声称自己练就了奇门遁甲、洒豆成兵的本事，从徽宗指定接任的大宋新掌门人钦宗处轻松骗得几十万的金银财帛。由地痞流氓组成的杂牌军显然不堪一击，当然，精忠报国并不是他们演出这出戏的目的所在，有目击者看到他们逃离现场之后坐地分赃、大快朵颐的情景之后，不免对自己的经济头脑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京城陷落之后，愤怒的民众涌入艮岳，将这座皇室赖以骄傲的园林拆了个七零八落，他们肆无忌惮地打砸抢，像英国球迷一样发泄着自己的失望情绪。

时值寒冬，所有的木材都被素质低下的哄抢者席卷一空当了烧火取暖的柴禾，而石头，正史并没有顾及这个细节，写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些作为景观的石头却是使一个帝国轰然崩溃的罪魁祸首。这些石头之后的命运大多已无从查考，就像它们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一样。

石头是无罪的，罪在运筹帷幄之人，《宋史?本纪第二十二》这样来总结徽宗皇帝的是非功过：

“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由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位诞漫，怠弃国政，日行无稽。……自古人君玩物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十堰日报摘自《小康》 作者：河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