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正月初四。开封，这座后周的都城，却毫无新年的喜悦。人们忧心忡忡，凝视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不约而同地想：赵匡胤将军走到哪了？他把契丹人赶跑了吗？

谁会想到，赵匡胤，他根本就没有走。

他就在40里外的陈桥。下马，休整，安睡。亲信们的军队都会合了，古老的“星相”把戏又一次登场：“昨晚快要落山的太阳旁边，出现了另一轮太阳，两日相争，黑光激荡啊。”

士兵们开始哗变：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小皇帝无知，我们何不立赵将军为皇帝，再去打契丹人不迟？于是，正月初四的晨曦下，赵匡胤“刚刚睡醒”，将士们就呼啦啦一拥而上，把一件耀眼的帝王黄袍“不由分说”披到他身上。他只好“满脸茫然”地率军返回开封，接受后周小皇帝柴宗训的“禅让”。

这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它用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50多年的混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北宋王朝。从此，是又一轮文明的复兴。

抠门的皇帝

赵匡胤出生时，赫赫有名的唐帝国，已经覆亡了20年， 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乱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事情不是他的独创，只要是个武夫，带了几天兵，就都敢做。所以赵将军摇身一变成为赵皇帝，这对开封百姓而言，只是打个哈欠后的麻木。

但他们很快发现，赵匡胤和那些草莽不一样。

赵匡胤家道中落，少年时就游历四方、自谋出路，节俭成了自然而然的事。33岁那年，他身为后周政权的禁军统领，却依然是出了名的“穷光蛋”。一份薪水，除了糊口、救济族人，就去买和他武夫身份毫不相称的书――他要读大量的书；再加上常年争当不受贿的反腐典型，所以妻子去世后，续弦的钱都是找同事借的。

如今，赵匡胤坐拥后周国库，终于不再为银子发愁了，便兴致勃勃地开始他的理财研究。很快，他就研究有成，生财有道。

公元964年的一个雪夜，赵匡胤敲开了宰相赵普的家门，炭炉上烤着肉、热着酒，“先南后北”的统一国策在暖洋洋的君臣促膝中敲定了。从此长年的统一战争中，南方那些富庶的割据政权，为赵匡胤“广辟财源”。灭掉后蜀时，缴获的金、帛从水陆同时运往开封，竟然10年才运完。南方小国害怕了，要进贡，赵匡胤更是通通收下毫不手软，南唐李煜就在短短14年里进贡9次，每次的金银都数以万计。

富裕起来的赵匡胤，偏偏更抠门。不光自己衣裳朴素，就连公主穿一件翠鸟羽饰的衣服，都会挨骂。有一年七夕节，他在讨伐北汉的路上，派人给母亲和老婆送过节礼，婆媳俩欢天喜地打开，面面相觑地收下――竟是太后三贯钱、皇后一贯半。

节俭成性的作风，直接影响到了北宋初年的作战风格。赵匡胤打仗，简直就是“多快好省”的榜样。打荆湖十七州，66天就成功大吉；打南汉六十州，出兵如风。正因如此，北宋唯一一场比较持久的统一战争，就是灭南唐之战。在两年的持久战中，名将曹彬险些被朝廷上下的口水淹死。然而这一次赵匡胤没有生气，他要保全南唐的繁华，让江南文人归心，而不是一张地图上毫无生机的扩张。

这个抠门皇帝，对功臣的赏赐却阔绰得吓人：宰相赵普生病，一次就赏了银器5000件、绢5000匹。莫非堂堂宋太祖竟有双重人格，只喜欢对自己吝啬？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政治的需要。

北宋开国之初，处境之艰难，是历史上少见的。黄袍加身，得到的只是诸多割据政权中稍强的一个后周。从南到北，还有8个政权和赵匡胤争夺天下。更严重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占据了要塞之地燕云十六州。此情此景，让赵匡胤发了一句著名的牢骚：“卧榻三尺内皆为他人之地”。

赵匡胤别无他法，他必须守财，为国守、为天下百姓守。

杯酒释兵权

从唐玄宗的“安史之乱”开始，藩镇割据、武将乱国的祸根，已经深深埋下。唐，因此而亡；五代十国，因此而乱。赵匡胤以一个乱世将军的身份，和平政变，建立宋朝。他看见的、想到的，比别人都更多、更深――难道只有以杀威立国、做短命王朝一条路吗？

不，赵匡胤要走长治久安之路。

所以，黄袍加身后，他善待了后周的皇族，一改五代时期“灭前朝全族”的血腥之气；他要求将军们少流血，最好兵不血刃拿下其他割据政权，一扫“用屠城求胜利”的野蛮；他讨厌杀降将、抢百姓的恶习，谁敢如此，他就重罚。这种坚定的决心，终于使人们相信，赵匡胤不是一个武夫皇帝，他是要好好治理天下的。

有了百姓的信任，赵匡胤就可以大刀阔斧改革了。

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一个盛夏的夜晚，赵匡胤自导自演的“杯酒释兵权”，精彩上演了。他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几个打江山的铁哥们叫到皇宫中，埋头喝闷酒：“没有你们，我当不上皇帝。可当了皇帝，我一点也不快乐。”

石守信等人十分惊诧：你还不快乐？

赵匡胤一声长叹：“是啊！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要是你们的部下也准备好了黄袍，给你们披上……”

这句话，让死人堆里打出来的将军们魂飞魄散，哭了起来：“臣等愚钝，万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皇帝连忙好言相劝：“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积攒钱财，买房买地，歌舞升平度过一生，我们君臣也就没有猜忌了。”

赵匡胤，又一次用不流血的方式，解决了武将乱国的根本大患。现在，他的矛头终于可以指向“节度使”了――从唐玄宗以来，这个名词，就是中原大地最沉重的伤痛；几乎所有节度使，都在地方割据、互相残杀。赵匡胤下令：节度使不再兼职地方官，中央单独派文官，担任“知州”、“知县”；设“转运使”，负责把地方财政收入送回开封；设“县尉”，掌管地方的司法治安权力，死刑一律上报中央处理。

三下五除二，节度使成了“光杆司令”。

政治改革的重心，再度回到中央的舞台上：分权。赵匡胤不再重复宰相专权的老路，他把军权交给枢密院，财政权交给三司，宰相成了民政部长。在军事问题上，更是如此，将军互相轮岗，军队定时对调，“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将兵之间的生疏，使得造**变成了不可能的事。

一个理性的时代

赵匡胤面对的最棘手问题，还不是割据，而是人性的崩溃。

早在称帝之初，杵在朝廷上的后周官员们，就毫无悲色，反而伸长脖子，等着这次“站对班”、“表忠心”的升迁。文坛领袖、翰林学士陶谷，更是信心百倍――想当天，突然跑回来一个新皇帝，一帮大老粗都不知道如何形容这次“和平政变”，还不是我聪明地奉上了“禅位诏书”？陶谷越想越得意，好像那顶宰相帽子就在眼前。

赵匡胤也笑了：“起草禅位诏书？我听说你们都是照着前人的旧文，改换几个词，好比依样画葫芦，有什么功劳可言？”刹时，陶谷一脸的茄子紫，他哪会想到，一个武夫皇帝竟能出口成章，把不讲气节的文人讽刺得体无完肤。

赵匡胤的改革，绕不开文人丧节这一关。而重塑一个时代的气质，很大程度上，与君主个人的气质息息相关。作为和唐太宗齐名的一代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以胸襟开阔、理性冷静而著称于史。

有一次，赵匡胤深夜出巡，遇到了刺客，一箭飞来，钉在他身后旗杆上。历朝历代，行刺皇帝都是滔天大罪，负责保卫的将军和亲兵气急败坏，就要踹开四周民居的家门，大肆搜索。赵匡胤立即拦住了他们，拔下箭，爽朗一笑：“此人准力还不够，他下次多练练再来吧。”说完，泰然无事地扔了箭，再不追究。

这种理性和宽容，融入了王朝的种种施政行为上。灾年，设立“太平仓”，专门收容流落异乡的遗骨；官员哪怕是出了名的“小气鬼”，水灾时也要置屋千间，借予贫者；立法保护女性，规定女子的嫁妆不得低于家产的一半，丈夫不得侵占妻子的嫁妆；即使社会风俗日趋保守，官府在处理寡妇改嫁案件时，依然认为此乃个人自由、不得干涉……

在赵匡胤的带领下，浮华功利的社会风气扫荡一清。尽管他的改革，留下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遗憾，使得以后几百年里，出现了军力被严重束缚的局面。但毕竟，唐末五代武人骄横的混乱再未出现，文采风流和道德华章，迈向了又一座高峰。

从此开启了北宋――一个理性而秀美的新时代。（《环球人物》 颐祯 2007-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