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年4月25日下午2时

地点：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演讲人简介：张国刚，男，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从中西初识至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

李隆基毫不示弱，说：“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据说武则天对孙儿的霸气很是赞赏！这个时候的唐玄宗，头脑很清醒，这从他任命姚崇为宰相之前，姚崇约定十件事，桩桩应允，就可以看得出来。只有玄宗自己看上了儿媳妇，才敢暗使诸如高力士之流出面作出安排。唐玄宗把儿媳妇接进宫中，不久封为贵妃，在宫中位比皇后。

今天给大家讲一位家喻户晓的皇帝唐玄宗、唐明皇。玄宗是李隆基（685-762）的庙号，明皇是他去世的时候臣下给他的谥号，全称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简称“唐明皇”。

唐明皇28岁即位当皇帝，71岁因为“安史之乱”而退位，做太上皇，78岁去世。唐明皇统治的前半期，即开元年间（713-741年），是中国历史上艳称的黄金时代，史称“开元之治”，但是，天宝（742-755年）末年，却出现了一场几乎倾覆了唐朝江山的安史之乱。为什么治世之后，乱世相随？原因何在？唐朝君臣当时就探讨过：“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页7773）我们生在1300年之后，从今天的眼光看，其中有什么值得警示的呢？

一、生于忧患

唐玄宗李隆基并非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注定是天子。唐玄宗的父亲李旦是高宗的第八子，也是武则天最小的儿子，李隆基在李旦的六个儿子中排行第三，按照嫡长子继承王位的一般规矩，这父子二人都没有当皇帝的机会。但是，事情就是这么蹊跷，大唐自开国至此，还没有人以皇长子登上帝位的。

那么，李隆基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呢？这就要从玄宗的祖母女皇武则天谈起。武则天的丈夫高宗，饱受高血压和偏头疼病之苦，朝政掌控在武则天手中，高宗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太子李显（中宗）当皇帝两个月，就被武则天废去，性格懦弱的李旦继位为帝（睿宗），这是公元684年。当然，权力完全掌握在母后之手，皇帝仍然只能居于便殿。就在李旦当挂名皇帝的第二年，即垂拱元年（685）八月五日——一个多事之秋，李隆基出生于东宫窦妃的卧室。

隆基3岁被封为楚王，8岁那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已届两年了，李隆基在车马的簇拥下，来朝拜女皇，负责禁卫的金吾将军武懿宗对其乘骑大声呵斥，意欲“折之”。李隆基毫不示弱，说：“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据说武则天对孙儿的霸气很是赞赏！但是，隆基的生母窦氏却因得罪了武则天而被暗杀。

公元705年，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恢复了唐朝，迎中宗复位。中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既怕老婆，又不能约束女儿，纵容皇后和公主胡作非为。他当了大约五年皇帝，皇后韦氏与奸夫武三思坐在龙床上赌博，他在一旁数筹码。韦氏想步婆婆武则天的后尘当女皇，害死了自己的丈夫。这就给早就在一旁侧目、伺机而起的李隆基及其姑母以可乘之机。李隆基的姑母就是武则天的掌上明珠太平公主。又是一场残酷的宫廷喋血！李旦在妹妹和儿子的保驾下，再次登上皇帝的宝座，隆基以功被立为太子。两年后，李旦倦于政事，让出皇位，隆基即位。由于此前李旦曾分别让皇帝位于母后及兄长，这次又让位于儿子，所以史书说他，三登大宝，三以皇帝让，就是这个意思。

自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失权起，至先天二年（712）玄宗即位，七年之间，六次政变，五易皇位，帝后妃嫔、公主王孙、将相大臣，多有惨死。唐玄宗即位之初，面临的时局之艰难，从这段错综复杂的宫闱纷争中可见一斑。于是，协调上层统治者内部的关系，稳定政局，就成了当时最紧迫的政治问题。

这个时候的唐玄宗，头脑很清醒，这从他任命姚崇为宰相之前，姚崇约定十件事，桩桩应允，就可以看得出来。姚崇是一位极富政治经验的正直大臣，之所以没有立即接受玄宗的委命，就是希望测试一下新皇帝是否有勇气改弦更张。姚崇提出的十件事，实际上是开元初年的施政十纲领。以下是他们的对话（参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页6688）：

姚崇：垂拱以来（武则天掌权时年号），深刑苛法，请行仁义之政，可乎？

皇帝：朕深心有望于公也（这就厚望于你了）。姚崇：先朝屡兴边功，请休养生息，勿滥用武力，可乎？皇帝：当然，当然。

姚崇：太后临朝以来，以阉人为喉舌，请宦官不预公务，可乎？

皇帝：朕早就想这么做了！

姚崇：武、韦等皇室人员，窃据清要之地，请从此皇亲不任政务高官，废除斜封、员外等官（批条子任命官员），可乎？

皇帝：此正合朕意！

姚崇：先朝近臣犯罪，皆以宠幸而逍遥法外，请一概绳之以法，可乎？

皇帝：对此朕切齿已久了！

姚崇：比来豪家戚里，封疆大吏，都争相贡献（即给皇帝送钱送物）求媚，除正常租税之外，请悉杜绝进献之风，可乎？

皇帝：朕愿行之。

姚崇：太后以来，大造寺观宫殿，劳民伤财，请今后止绝建造，可乎？

皇帝：朕每睹之，心甚不安，岂敢再为！姚崇：先朝亵狎大臣，请接之以礼，可乎？皇帝：本该待大臣以礼，有何不可！

姚崇：先朝谏臣得罪，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

皇帝：朕非但能容之，且能行之。姚崇：外戚干政，史有前鉴，请永为殷鉴，为万代法，可乎？皇帝潸然良久：此真可为刻骨刻肌者也！

以上十件事，桩桩都针对先朝的弊政而发，涉及内政、军事、选官、用人、法制、纳谏以及限制外戚等诸多方面，无不切中时政要害。从玄宗应允的急切语气看，求治之心，溢于言表。

二、灿烂的开元盛世

除了太平公主干政的短暂波折外，玄宗初年的政治一切基本按照既定方针进行。从开元元年到开元八年，姚崇、宋璟相继为宰相，他们大力改革弊政，短短几年，就做到了“赋役宽平，刑罚轻省，百姓富庶”（《旧唐书》卷九十六《宋璟传》）。开元时期著名的宰相还有卢怀慎、韩休、裴耀卿、张说、张九龄等，或以清慎、或以才干、或以耿直、或以文学而知名。

玄宗本人也很注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力倡导节约。他首先从自己做起，毁弃宫中的豪华设备，废除织锦坊（皇家精品服装工厂）的编制；其次，约束宗室诸王，简省公主的封户。玄宗说：“百姓租赋非我有，士出万死，赏不过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户耶！”（《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页3658）百姓租赋，非帝王之所有！这是很具有民生意识的思想！

这个时候的玄宗也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韩休每事谏诤，有人说这样陛下很辛苦。玄宗说：“吾貌虽瘦，国家必肥。吾用韩休，是为社稷着想。”

总之，生于忧患之中的唐玄宗，当了43年天子，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开元盛世。在这里，我给大家举几个数字来说明，开元盛世，究竟有多盛！

第一个数字，7000万。

这是唐玄宗统治的天宝（742-755）年间全国人口数。官方留下的天宝十三载（754）全国人户约962万户、人口约5288万口，学者们综合各方面史料推测，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全国实际人户超过一千三四百万户，实际人口超过7000万。

那么，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是多少呢？8世纪的时候，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300万。而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才5000万至6000万。北非的人口是300万。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时期人口繁盛，反映了当时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第二个数字，6.6亿亩。

这是唐玄宗时期全国耕地面积。唐朝的版图，比之于汉代，有新的拓展；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增长。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根据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八百五十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当下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远远超过我国今日的平均数（1.4亩）。

第三个数字，70余国。

这是《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开元时代，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络绎于途。前不久在西安发现了井真成的墓志，这位日本国的留学生就是开元年间来华学习的，还有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的晁衡，也是一位日本留唐学生。不少外国人在唐玄宗的朝廷任职。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真正创建人慧能和尚，在玄宗即位那年圆寂，此后，在玄宗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禅宗迅速兴起，儒佛道合流成为历史的潮流，玄宗就曾亲自为《孝经》、《老子》、《金刚经》作注。所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摩尼教，也在华得到传播。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使唐朝在社会风气上显得雍容大度，李白充满自信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

第四个数字，53915卷。

这是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玄宗时代，唐朝的文教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今天我们所常说的四部（四库）图书分类，正式被国家官方图书馆所采纳，就是在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诗圣杜甫、诗仙李白都主要生活在这个时代。举几件文化建设上的典型事例。第一件事，唐玄宗曾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书院校雠四部图书；第二件事，开元二十年编订《大唐开元礼》，是最完备的礼制建设，稍候不久又完成《大唐六典》的编纂，是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性质的文件；第三件事，大力提倡教育，广泛设立公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唐会要》卷35《学校》）开元二十六年下令天下州县，每乡都要设置学校一所，以教授学生。这样推行政教的结果是：“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可以说教化大兴！

最能形象说明开元时期的繁荣局面的是杜甫的那首《忆昔》诗：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真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

三、问题出在哪里

在如此一幅欣欣向荣的盛世图象背后，究竟潜藏着何种危机呢？有道是，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盛世的道理都是一样，盛衰转化的隐忧各有各的不同。就唐玄宗时代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制度创新不足引起的失序问题，具体地讲，就是土地兼并之后引发的逃户问题、兵役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由此引发的内外军事失衡问题，更直接酿成了大祸。

所谓“逃户”问题，是指唐代自武则天时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农民离开原住地，到新的地区去谋生。他们脱离了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又不在新居住地落籍，从而造成人口迁徙的失控。唐朝实行严格的户口政策，规定户口不能随便异地移动。实行这个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从便于管理和征发赋役考虑。但是，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在挑战这个刻板的户口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唐朝初期，贞观年间的全国户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到了玄宗开元年间，账面数字就是七百多万户，天宝末更达到了将近九百多万户，也就是说翻了两倍，若按照实际人口一千三四万户计算，则增长幅度更大，怎么可能按照老的办法去管理呢？另外一方面，许多农民离开狭窄的故乡，到了新的地区开垦新的土地，定居下来，建立了新的家园，你不承认这些新移民，政府就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得税收；若用强制的办法，把他们赶回到老家去，不仅无法完全做到，而且会引起社会动荡。于是，唐玄宗采取宇文融的建议——“括户”，开始整顿流动人口。

开元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监察御史宇文融奉命到地方上去清查户口，前后共物色了二十九个判官（相当于各稽查分队负责人），检查“籍外剩田”以及色役伪滥的情况。以后又多次出使，仅开元十二年六月这一次就简括到客户八十万户（一谓百万），相当于当时全国官方统计户口七百多万户的11%-14%，简括出的隐漏不报的土地亦大体与此相当。所有被检括出的逃户享受免征六年租税的优惠待遇，仅每年纳钱一千五百文。这个税额相对比较轻，受到老百姓欢迎，玄宗自己说“老幼欣跃，惟令是从，多流泪以感朕心，咸吐诚以荷皇命。”（《旧唐书》卷一百五《宇文融传》）王夫之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利国利民之举。（《读通鉴论》卷二十二《玄宗十二》）

但是，这个做法也有问题，那就是新简括出的土地人口，政府还是按照均田制的办法来加以管理。二十五年，唐玄宗甚至颁布了迄今最详尽的均田法令，严格限制地产的转移，但是，“虽有此制，豪强兼并，无复畔限，有逾于汉成、哀之间。”满足于形式上的完备，罔顾现实中的社会变迁，不能在制度的创新中向前迈进一步，这是唐玄宗的悲剧，虽然开元之治表面很亮丽，但危机却潜伏了下来。

再说，人口管理政策的变动，势必对兵役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唐朝自太宗以来，实行府兵制度。这是一种建立在耕战相兼、兵农合一基础上的兵役制度。当农民稳定地占有一块耕地，当大规模统一战争结束后不需要长年征战时，实行府兵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不仅国家节省了大量养兵费用，农民免除长年征战之苦，也解决了军阀拥兵自重的问题。可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殖和迁徙以及地产的频繁转移，使老百姓无法固守丘园的时候，当边疆战争频仍需要长期镇守的武装力量之时，这个制度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改变首先从中央卫戍部队开始。开元十二年，张说建议招募长从宿卫的兵士，叫做彍骑，大约募集了十几万人。开元二十五年，边军体制也进行了改革，配置了长征健儿名额，号召凡兵士家属随军者，可就近分配其土地屋宅，以使其安心在边疆服役。这一规定最适合于那些不习惯农业生产的游牧民族，包括大量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等胡人。于是，天宝年间，在沿边设置的八大军区（节度使）中，驻屯了49万军队，其中多数统帅由胡族首领担任。尤其是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卢龙（在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三镇的节度使，拥兵20万，成为唐朝立国以来最有势力的军将。大家想想看，常年卫戍京师的军队只有8万人，而边疆统帅手中的军队却有49万，是朝廷直接掌控军队的6倍。在帝国体制之下，均势的失衡，外重内轻局面的出现，是影响国家安全的致命隐患。

四、浪漫天子风流债

苏东坡《晁错论》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面对以上所说的危机，本当通过制度上的创新来加以解决，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于盛世之中，毫无忧患意识。有关这个问题，我还想从唐玄宗个人在50岁前后所经历的一场心理危机谈谈自己的看法。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41岁的玄宗，东封泰山，古代帝王封禅之礼，表示大功告成之意。此时的玄宗，渐渐迷信道家的长生不老之术，生活日益奢侈。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玄宗五弟薛王李业去世，此前，玄宗已经有二哥、四弟相继去世，这些朝夕相处的同气兄弟的去世，不仅使玄宗失去了饮酒、击球、唱歌的伙伴，也更让他心头挥不去人生无常的阴影。薛王的丧礼刚过，50岁的玄宗就派人到恒山，礼请著名道士张果到洛阳宫中，访以长生不死之术。

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玄宗爱妃，40岁依然被皇上眷顾不衰的武惠妃（698-737）突然去世，进一步给玄宗以沉重的打击。

正是在心灵空虚的情况下，杨玉环来到了玄宗身边。杨玉环本来是玄宗与武惠妃所生儿子寿王李瑁的儿媳妇。玄宗是如何看上杨玉环的？史书上的记载闪烁其词，或谓高力士所荐。我认为可能性很小，高力士即使与玄宗的关系再深，也没有胆量公然向皇帝推荐其儿媳妇入宫。只有玄宗自己看上了儿媳妇，才敢暗使诸如高力士之流出面作出安排。唐玄宗把儿媳妇接进宫中，不久封为贵妃，在宫中位比皇后。玄宗宠信杨贵妃，除了贵妃的天生丽质，善解人意之外，还与他们有着共同的音乐爱好密切相关。能歌善舞的杨贵妃入宫之后，极大地触发了玄宗的音乐热情。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音乐歌舞上的合作，最为人艳称的是《霓裳羽衣曲》的编排。该曲本来是印度传来的婆罗门曲，玄宗把它改编为大型歌舞剧，经过杨贵妃导演排练，又被搬上了舞台，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玄宗完全放纵了自己的欲望，把个人兴趣置于政事之上，沉湎于音乐歌舞的世界：“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欢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假如对比一下本文前面，玄宗在接受姚崇入朝为相时约定的十件事，我们就可以发现，唐玄宗完全忘记了他当初的承诺，昔日所革除的弊政，如今借尸还魂，而且变本加厉。

玄宗的曾祖父唐太宗，在与大臣魏徵讨论创业与守成问题时，有如下一段对话：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諌。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贞观政要·君道》）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太宗认识到“任贤能纳谏诤”是治理好天下的前提；第二，魏徵特别强调，帝王们在忧危之时，固然可以“任贤受谏”，但是，很少能居安思危。“安而能惧，岂不为难？”这是公元641年的对话，不幸的是，一百年之后，唐太宗担心的问题，在自己的曾孙李隆基身上，却得到了验证。唐玄宗不仅不能居安思危，而且，在用人和纳谏上，也犯了严重错误。

先说用人，主要是选拔什么样的大臣主持中外事务。50岁以后，玄宗越来越不耐烦那些给自己找麻烦的骨鲠之臣。开元二十四年之后，他最信任的宰相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其实是不学无术之人。《诗经·唐风》有“杕（音弟）杜”篇。《诗经》作为五经之一，本为当时官员的必读之书，可是，作为宰相的李林甫却不认识“杕”字，指着选入文章问道：“此云杖杜，何也？”又祝贺人家生子为“弄麞之喜”（实为弄璋之喜）。还把伏腊读做“伏猎”。这样一个不学无术之人，却因为极力讨好玄宗而获得重用。

李林甫之后，执掌政柄的是杨国忠，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依靠裙带关系而被重用。如果说李林甫以奸宄乱国，那么杨国忠则是以昏庸乱政，史书上说他“强辩而轻躁”。

再说纳谏问题。“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国语·郑语》），鼓励进谏，其实就是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与上达，防止决策失误。而李林甫的当朝，却是“谏诤路绝。”（《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林甫传》）。李林甫对朝官们说，你看这些仪仗队里的马匹，只要不说话，就能享受三品的食料，受到很好的对待；只要它嘶鸣一声，马上就被拉下去，再想吃三品食料就不可能了。言下之意，是威胁大臣们闭嘴。

杨国忠秉政后，唐玄宗干脆听不到外面的真实消息，云南前线打了败仗，却被说成是胜仗。唐玄宗闭目塞听，却“以为天下无复可忧”。

法国路易十五，面对风雨飘摇的形势，也曾一意孤行地说过类似的话：“老子这辈子已经够了，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专制帝王们这种自私的侥幸心理真是国家民族的灾难。

五、盛世的终结

天宝十五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举兵向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制度上的漏洞，使其有了拥兵自重的可乘之机；与杨国忠的不睦，使安禄山失去了安全感；杨国忠居然采取各种手段，促使安禄山造**，以向玄宗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甚至还有说安禄山是垂涎于贵妃的美貌而举兵的，这当然属于小说家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唐玄宗用人不淑，进取之志衰，谏诤之路绝，对于社会情势的变化，穷于应付，而了无创新，都是促使事变爆发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

唐朝中原内地，已经几十年不闻战鼓之声了。在叛军的进攻下，仓促组建的唐朝官军节节败退，很快潼关失守，玄宗被迫逃离长安，到成都避难。舆驾途经马嵬坡，杨国忠被哗变的兵士所杀，玄宗被迫令贵妃自缢。玄宗到四川不久就被迫宣布退位，因为皇太子已经在将士的拥戴下即位于灵武。八年之后，虽然战乱终于结束，但昔日大唐盛世的辉煌却也一去不复返。

伏尔泰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路易十四时代》，23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唐玄宗以及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道路，不正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