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发生在西汉年间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抗击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进一步巩固了汉初新兴的封建政权。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汉朝初年,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强盛。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赶走了居住在今甘肃境内的大月氏,北面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面,则经常侵犯汉朝边境,有时竟深入到离汉朝都城仅350公里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汉朝封建政权。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曾亲率32万大军打匈奴,却被匈奴40万军队围困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7天7夜。此后,刘邦为了全力对付内部封建割据势力,对匈奴暂时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首领,每年送去一定数量的黄金、绢、絮,米、酒,允许人民往来买卖。以后几代皇帝,虽然一度注意改革边防制度,实行屯田垦荒,但都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即位。这时汉朝已建立60多年,封建政权巩固,经济上也有了实力。因而,他有条件和匈奴进行斗争,从根本上解除内地的威胁。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对匈奴的政策。主战派大行(官名,主管对外联络)王恢说道:“听说战国时的代国,是个小国,还能抗击匈奴。现在陛下神威,国家一统,匈奴却侵盗不止,就是因为不怕我们。我认为对匈奴应该抗击。”御史大夫韩安国连连反对。他说:“高帝当年打匈奴即遭到围困,7天没吃东西,只好‘和亲’,至今已五世平安了。还是不打为好。”王恢严厉驳斥了韩安国的论调,建议采取诱敌深入,以“伏兵袭击”的作战方法。汉武帝支持王恢的抗战主张。匈汉战争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133年至119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决定性的战役有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以两万骑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汉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3万骑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西至陇西(今甘肃东部),收复河套地区,扫除匈奴进犯的军事据点。卫青采取迂回进攻的方法,从后路包抄,一举赶走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解除了长安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在那里设朔方郡、五原郡,移民10万屯垦,又重新修了秦代的旧长城,派兵驻守。卫青升为长平侯。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骑兵赶走了匈奴的右贤王,生擒匈奴王子10余人,凯旋而归。汉武帝破格提升卫青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的统帅。
第二年,在和匈奴的战斗中又涌现出一位18岁的将领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一次,他一马当先,率领800骑兵突进匈奴营地几百里,取得大胜。汉武帝据此封他为冠军侯,给他造了一座阔气的房子,让他去看。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河西战役是从公元前121年3月开始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从陇西出发,在皋兰山脚下和匈奴骑兵交战,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追击500多公里。夏天,霍去病率几万骑兵,行军1000多公里,一直打到祁连山麓,给匈奴贵族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10万定居农垦。河西走廊的收复,解除了汉王朝的西部威胁,打通了汉和西域交往的道路。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规模最大。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定襄郡(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南)和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共击匈奴单于(匈奴首领)于漠北。卫青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戈壁沙漠),直抵阗颜山(今杭爱山脉),歼敌1.9万余人。霍去病深入1000多公里,追击匈奴左贤王兵到狼居胥山(今肯特山),俘敌7.4万余人。在这次战役中,汉武帝还组织了14万匹战马随行,以备换用,派了10万辎重兵转运粮草,保证了主力军的物资供应。
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的局面。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北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60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
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战争的胜利,使国家更加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