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正廉洁，一般是对行政官吏的褒奖之词，用在皇帝身上似乎有点搭配不当。但若把皇帝看作是为国为民的服务者，而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也可以这样来搭配。我读了《史记·孝文纪》后，对孝文帝的认识，感触最深的就是他的廉洁与为民。

汉文帝刘恒是汉朝的第五个皇帝，如果吕后听政时的两个傀儡小皇帝不计算的话，文帝是汉朝的第三个皇帝。文帝与他的儿子景帝执政的时期，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文景之治”。当时的社会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海内殷富”，被称为“治世”。

先说说汉文帝的廉洁。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宫室就是宫殿建筑，苑囿就是皇家园林以及供皇室打猎游玩的场所，狗马即供皇帝娱乐使用的动物、设施等，服御即为皇帝服务的服饰车辆仪仗等。这些都是皇帝们讲排场、显威严、享乐游玩必不可少的，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有几个皇帝不大修宫殿园林、不大显威风摆阔气的？然而文帝当皇帝二十三年，居然没有一点“增益”。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车辆仪仗，甚至连狗马都没有增添。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皇帝，能做到这样，并且坚持一生，实在是很可贵的。当今那些大造楼堂馆所、大比高级轿车的官员们，读史至此，能不汗颜？

一次，文帝想建一座露台，召来匠人计算了一下，需要百金。文帝就说：“百金相当于中等富裕的百姓十家的产业，我住着先帝留下来的宫殿，就常常感到惶恐，还建露台干什么？”

文帝经常穿的衣服是“绨衣”，绨是一种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丝织品。皇帝穿这样的衣服，是非常朴素的。当时长衣拖地是很时髦的，而他宠幸的夫人穿的衣服也不准长得拖到地上。

皇帝都在生前为自己修陵墓。汉文帝为自己修的陵墓规定“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在他死前，最后安排了一次节俭的活动——他的丧事。他在遗诏中痛斥了厚葬的陋俗，要求为自己从简办丧事，“霸陵（汉文帝的陵墓）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即按照原来简陋的设置，不准改动。他还详细规定了丧事的规格、细节。如不让人到宫殿中哭泣，宫殿中应当哭泣的人，只在早晨和晚上各“十五举声”，其它时间不得擅哭，即是哭也怜惜如此。又如规定“绖带不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即丧服上的麻带不要长过三寸，车及兵器上都不要悬挂布料。为体恤百姓，令天下吏民三日皆释服，脱掉丧衣，不要禁止娶妇嫁女等活动。其部署详细，简省至此，便民至此。作为一个皇帝能做到这样，特别是在“海内殷富”的“文景盛世”能做到如此俭省，如此克己，如此体恤百姓，实在是可贵的。

上面已经讲到汉文帝关心百姓的事。文帝还有许多勤政为民的事，再来说说。

汉文帝刚继位就大赦天下，赏赐男子爵位一级，赏赐女子牛肉与酒，全国百姓可以聚会饮酒欢娱五日。因为汉时法律规定，不准三人以上的人聚会饮酒，所以聚会饮酒也是一种奖赏。

文帝立儿子为太子时，也赏赐天下所有应当继承父业的儿子爵位一级。册封皇后时，也不忘天下百姓，赏赐天下所有鳏、寡、孤、独、贫穷的人、年龄八十以上老年人及九岁以下儿童布帛和米肉。当然这有拢络人心之意，但封建时代一个君主，能时时想着百姓，确实不易。

经济发展是强国富民的根本。汉文帝深知此理，他说：“农业是天下之本，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最为成功的治国措施就是发展农业。他为皇室设置了“籍田”，亲自耕种，为百姓做榜样。他实行轻徭薄赋，减免农业税，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

文帝知道军事费用开支巨大，“勤劳天下，忧苦万民”，因此谨慎动用军队，二十多年没有进行战争。他对外族实行和睦邦交政策，即使边境不断有凶奴的骚扰，但文帝只部署了兵力防备，一直没有开战。

秦至汉有一项法律是一人犯法，株连一家人为奴。文帝认为让无罪的人同坐很无道理，不但无益于教育百姓，反而有害于民，让大臣们讨论，最后废除了这项法律。

当时的法律有“诽谤妖言之罪”，议论朝政的人时常被定罪。文帝说：“古代的时候，治理天下，朝庭设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让人们站在旌下议论朝政，在木上书写建议。现在的‘诽谤妖言之罪，是使臣民们不敢说话，朝庭就听不到过失。”于是就废除了这项法律条款。

天下如有水、旱、蝗虫等灾害，文帝就下诏打开官仓赈济饥民，免除各地的贡品，开山泽之禁等，采取救灾措施。

还有一个缇縈救父的故事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齐地太仓县令淳于公有罪，应当施行肉刑。他的最小的女儿叫缇縈，给皇帝上书说：“我的父亲为官，齐地百姓都说他清廉公平。现在犯了错误要受肉刑。死了的人不可能复生，受了肉刑的人不可能再使身体完整。虽然愿意改正错误，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把自己卖为官婢，来赎父亲的罪，让父亲改过自新。”文帝看了上书，认为说的很对，说肉刑使人终身残疾，是多么痛苦的事，是不道德的。于是就下令废除了肉刑。

象这样能听取百姓的意见，一生为民着想，一生俭朴勤政，并不断改进政策，为强国富民孜孜以求的皇帝，历史上实不多见。由于汉文帝这种廉洁爱民的精神和励精图治的实践，才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以至使汉王朝走向了汉武帝的鼎盛时期。司马迁高度评价汉文帝说：“德至盛焉”，“岂不仁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