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大动脉，承担着粮食运输的重要功能，伴随漕运而来的交通、经济、移民、商贸和税收，更深远地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江苏在中国漕运史上地位重要，自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来，江苏一直处于漕运中枢，是漕粮的重要产地、转运中心，漕运给江苏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一座博物馆，唤醒一座城市的记忆

春节刚过，淮安市楚州区的中国漕运博物馆建设工地上一片繁忙。今年底，这座博物馆将开馆迎接八方来客，展示中国漕运史的繁盛与辉煌。

博物馆设计者、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告诉记者，漕运博物馆采用明清时代建筑风格，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占地3000平方米。为什么中国漕运博物馆选址淮安？朱光亚解释说，博物馆的前面，就是明清两代漕运总督署遗址，而漕运总督署，则是全国漕运的最高管理机构。

在今天的交通体系中，淮安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我们也很难想像，漕运曾经带给淮安的繁华。多年研究当地历史文化的淮安市政协副主席、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荀德麟为我们描述了淮安作为漕运枢纽的500年历史：“博物馆大致位于当年漕运总督署的大观楼和淮海节楼的位置，漕运总督是明清两代主管漕运的官员，掌管着长达1790公里的漕粮运输，江浙鄂赣湘豫鲁七省归其节制，运河沿线1.2万只漕船、12万漕军听其调遣。又因为淮安位于黄淮运交汇处，最难治理，因此河道总督也驻节于此，与两江总督等封疆大吏平起平坐，有‘天下九督，淮居其二’之名。这里的常盈仓是特大型漕粮中转仓，可容纳150万石漕粮，被称为‘天下粮仓’；清江漕船厂是全国最大的漕船制造基地，船厂绵延23里，工匠6000多人，历时近400年；位于板闸镇的淮安榷关，明清时期的常关税居全国首位，故有‘天下第一关’之誉。”

淮安师院副院长张强用数字来说明淮安在漕运史上的重要性：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通过漕运实现5000万两。为保证漕运畅通，河道总督每年要花1000万两以上白银治河，淮安城当时的人口达到100万，全国四大盐商有三家住在淮安河下镇，当地的私家园林有近百家，河下仅明清两朝，就出过56名进士、160多名举人和贡生，状元、榜眼、探花都有，“河下三鼎甲”更名闻遐迩。

由于淮安处于秦岭——淮河这条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上，造成了运河南北漕运能力较为悬殊，因此淮安成为南船北马的交汇点，物资在此由水运转为陆运北上，人员乘车马在此换船优游南下。由于运河与淮河落差大，船行过淮，不仅要盘坝过闸，还常因待潮待风滞留淮上，因此淮安城货物之丰富、仓储之发达、各色人等的汇集、市井的繁华可想而知，由此也催生了饮食业的发达。在清代，京都的皇家显贵纷纷从淮安引进厨师，在淮为官者调离时也常带着厨师走。在开国大典的国宴上，张文显等一批淮厨被借调进京，淮菜“软脰长鱼”率先登台，被誉为“共和国第一菜”。

明清两朝，淮安是中央政府的河道治理中心、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和淮北食盐集散中心，中国漕运博物馆建在淮安，不仅展示数千年的漕运历史，更唤醒了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江淮，千余年的漕运中枢

人人都知道，漕运是古代中国的国家命脉，然而“漕运”的含义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实际上在古代“漕运”就有多种解释，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官方组织的公粮水运”。在古代，如果没有漕运，就很难进行大规模长距离的粮食调运，如果靠人力和畜力运输，一路上边运边吃，那么可能还没运到，粮食就已经被吃光了。而漕运则可以实现大规模的转运，同时漕河沿线每年看到数千艘漕船运送粮食，这对国家的人心安定是大有裨益的。

秦始皇是我国漕运制度的创始人，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南越时，凿灵渠沟通湘江与珠江水系运粮。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对汉军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汉武帝时，全国漕运粮曾高达400万石。不过秦汉时期，漕运尚无定制、定时和定额。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纵向沟通海河、淮河、黄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从此漕运进入大运河时代，漕运制度也开始逐步成熟。扬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顾风说，从那时起，江苏便在千余年的时光里处于漕运中枢地位。一方面，漕粮最主要产地是苏南和浙北，江淮地区对于首都长安之类的大型城市的供粮、官员俸禄的支付和守边将士的军粮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江苏是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省份，又是黄河、淮河、运河、长江同时流经的省份；另外，漕运的指挥中心和仓储中心也多数处于江苏境内。

据顾风介绍，唐代在中央设江淮、河南转运都使管理东南各道(类似现在的省)漕运，最高运量为400万石。高宗时规定，江南漕船于每年2月到扬州集中，一起向洛阳进发，有时雨季来迟，粮船需在扬州盘桓一两个月，正常情况下，漕船运粮到洛阳需半年时间。据说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多次“巡幸”东都洛阳，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去就食，缩短漕运路程，降低漕运成本。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关中大灾，大臣一再请求迁都洛阳，中宗气愤地说：“岂有逐粮天子耶？”

北宋漕线较隋唐缩短近半，其漕运量为中国漕运史之最，常年稳定在600万石，最高达800万石。宋代在常州设江浙、荆湖、广西、福建路都转运使司，专门承办漕运事务，每年漕米分别运到真、扬、楚、泗四州(治所分别在现在仪征、扬州、淮安、盱眙)的转搬仓，待三四月运河水涨时再运往汴京。

元代主要的漕运方式是海运，由南北两大组织承办。南方的是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设于平江(今苏州)，北方的“接运”系统在直沽(今天津)。而海运路线则是从常熟一带的刘家港出发，沿海岸线直至天津。更重要的是，元代把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京杭大运河自此横穿出世，开明清两代漕运新辉煌，年漕运量定额为400万石。

漕运停止于清代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于黄河改道，运河浅梗，河运日益困难，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漕运已非必需。纵观千年漕运，在那些漕运兴旺的年代，江苏一直处于无可替代的枢纽地位。

江苏，漕运文化遗产数不胜数

漕运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所起的作用自不必说，近年来漕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茶叶本是南方作物，能在唐代时风行全国，与漕运线路的运输不无关系。再如本为闽、粤一带信仰的妈祖，因为来自当地的漕运水手，竟然在千里之外的天津扎下根来，数百年不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刘士林教授说，漕运改变了中国南北的交通，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在传统文化中，对江南文化北行的研究较为匮乏，实际上南方从魏晋时开始学术就超过了北方。早在北宋，南人考取进士的已多过北方，至明初，进士名额几乎被南人垄断，为此，明仁宗于洪熙元年(1425年)制定了“南方取十之六，北方取十之四”的政策。很多文学作品的背景也放在漕运沿线，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发生在瓜洲(今扬州境内)；《窦娥冤》中“这楚州亢旱三年”，惩戒“山阳县”“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而楚州和山阳正是淮安古地名；《红楼梦》第120回贾宝玉拜别贾政就发生在常州的毗陵驿；《水浒传》宋江率梁山英雄征讨方腊，正是沿运河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一路厮杀过去……

漕运在江苏留下的文化遗迹数不胜数。例如枫桥地处苏州西南端，是南北舟车的理想停息地，因此也成为商品集散地，直到明末清初，苏州还流传一首俗谚：“探听枫桥价，买物不上当。”枫桥边的寒山寺一反寺庙朝南的惯例，而是庙门朝西，原因是隋代开的大运河正位于寒山寺的西边，唐宋时为便于过路香客乘船来此朝拜进香，庙门便朝西靠河边开了。寒山寺因寒山和拾得二位名僧而得名，二人有段对话很有名，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如何处之乎？拾得笑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文天祥抗元在杭州被俘，用船沿运河押解北京，在江苏境内留下十余首诗。比如，在无锡黄埠墩留下“金山冉冉波涛雨，锡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的遗恨；路过常州弋桥时留下“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的慨叹。

同在常州，苏东坡留下的却是潇洒倜傥的故事：北宋年间，从海南北返的苏东坡半袒上身，乘一叶扁舟，由后河入运河，驶向东水关。当时，万人争看东坡，他手执蒲扇，对同船的朋友说：“莫看煞轼否！”是夜，苏东坡泊舟通济桥，抱病而书：快风活水，一洗病滞……

“高邮黑屁股”曾经让很多高邮人羞赧而又困惑，但“黑屁股”因何而来？原来当地有个故事：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看见高邮人在船上剥稻壳，一问才知这是进贡的大米按规定要剥壳。乾隆游兴正浓，就说以后高邮贡米不用剥壳了。众人听了，问他如何识别高邮的船，乾隆想了想说，你们把船的屁股涂成黑的，就知道了。就这样，“黑屁股”成了高邮运粮船的外号，后来又成了高邮一般人的外号。清人韦柏森《秦邮竹枝词》咏道：“旗丁漕运向清淮，顺带邻封宝应差。不是粮船黑屁股，那来几辈语诙谐。”

乾隆南巡在镇江也留下一段故事。据说乾隆皇帝当年在金山上看到运河上船只往来如梭，就问金山寺法磐住持：“长老知道每天有多少船来往吗？”高僧答：“只有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乾隆愕然，为之折服。

漕运直接带来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例如扬州、镇江、淮安等城市，都是因水而兴，漕运废除后，城市地位也一落千丈。1901年，养育中华2000余年的漕运终于画上了句号，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回忆与追思。这种情感，可以用唐代诗人白居易关于漕运、运河的《长相思》来形容：“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南京，明代的一段漕运旧梦

南京不在运河沿线，本与漕运关系不大，但由于明初曾定都南京，因此也留下了一段传奇的漕运故事。

研究南京人文历史多年的江苏教育出版社编辑诸荣会讲述了天生桥和胭脂河的旧事。明初漕粮抵达南京的路线有两条，分别是在镇江和吴淞口逆江而上，既绕道又有风浪险阻。因此朱元璋决定，在南京溧水开凿一条运河，打通石臼湖与秦淮河。

负责这项工程的，是主持修建明孝陵的李新，他选定运河穿越胭脂岗方案，但是凿山开河却有一定难度：先用铁钎在岩石上凿缝，将黄麻嵌在缝中，再浇以桐油点燃焚烧，待岩石烧热、烧红，突然用冷水泼浇，岩石因热胀冷缩而崩裂，再用铁钎将裂开的岩石撬开、搬走。“焚石凿河”使得山岗岩石夹杂着紫红，犹如妇女用的胭脂，胭脂河之名便由此而来。其实，这是由于岩石中含有的铁质被氧化的结果。今天的胭脂河全长7.5公里，其中5公里左右为凿石断山而成。

而天生桥实际是凌空飞架在胭脂河上的一块巨石，巨石与河岸浑然一体，宛若天生。原来，开河前李新便考虑到，运河一旦开成，东西两岸通行便是个问题，两岸悬崖峭壁，架桥、渡河都不可能，因此他在开凿河道时便留下巨石为桥。当年的天生桥有两座，但在开河的100多年后，“南桥崩摧，独北桥仅存”。

按理说李新为漕运作出巨大贡献，本应嘉奖，然而在河成(1391年)后第二年，李新便被朱元璋砍了脑袋。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李新收了溧水农户的好处，为不毁农田而开山凿岩，役死者上万，朱元璋微服私访时“立诛之，以报役死者”，还有一种是他知道太多明孝陵的秘密，朱元璋怕泄密而灭口。但《明史》上只有“因事诛”，却未解释，因此李新之死也成了一个谜。

昔日国家命脉　今日黄金水道

说到漕运留给当代的遗产，就不能不提到大运河。大运河沿线22个城市联合申遗已经启动，扬州则是牵头城市。

据顾风介绍，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起，以古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为主要形态的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先后驰骋奔流了2500年之久；从空间上看，无论是以洛阳为中心全长2700余公里的隋唐大运河，还是元代经过截弯取直之后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是苏伊士运河的10倍，巴拿马运河的20倍多)，其规模与里程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虽然现代交通工具日益发展，但水路运输还是具有很大的优势和发展空间。在鲁、苏、浙三省的整治下，古代作为国家大动脉的千年古运河已成为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连接淮河、长江两大水系的京杭运河江苏段，常年有13个省市的船舶往来，一直承担着长三角地区大宗物资中转集散和北煤南运的战略任务。其中苏北运河是京杭运河上等级最高、最繁忙的河段，年货运量接近1.2亿吨，苏南运河则是大宗建材、生产资料的主要运输通道，仅2006年就相当于沪宁铁路四五条单线或六条沪宁高速公路的年货运量。在国家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中，大运河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千年古运河定会在中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志明 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