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运河民俗，作为运河沟通和酒运过程中而由民众所创造的传承文化，是一个包容百川的文化体系，其脊梁是工商业文化，且强有力地呈现出一种“人定胜天’，的气格精神。它对流经地旧民俗不断冲击，渐而呈一种互补汇融的状态，最终达到相互交会共处的结果。在水一方的运河民众首先创造着极其丰富的物质民俗;并伴生有精神民俗的奇伟壮观;同时呈现出鲜明的开放色彩。在重整大运河的今天，运河民俗文化为建设“大运河经济带”提供着可资借鉴的第一手材料和可待弘扬的精神;促进运河在高新科技条件下焕发青春;这笔珍贵资源还将为未来开辟一条风光绮丽的旅游热线。

关键词:大运河民俗;流经地旧民俗;冲击及互补;文化蕴义;当代影响

京杭大运河，作为维系近古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纽带，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加快了运河区域城镇化的历史进程，营造了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环境，高扬起开放交流、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近千年历史塑造，而自然形成多层面独特的运河民俗文化，对于流经地旧民俗的冲击是必然的，甚或是激烈的，随后在长期的冲撞磨合的过程中最终得以相互接受、融合。这种自传统社会中优化而成的，较具先进意识的民俗文化，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鲶鱼效应，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而言有着重要的标示意义。有人预测，新世纪的中国，最浩大的工程将是对旧运河的改造与新运河的挖建工程。届时，运河文化的内外功能及运河区域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亦必将是未来社会的一大话题。本文拟对运河民俗的文化特色及内涵蕴义及对当代的影响做一番归结整理，期冀引起对这一课题的广泛关注。

一、运河民俗的文化蕴义

1.运河民俗的文化特色

运河民俗作为运河的沟通和漕运而由民众所创造传承的文化，在漫长的积淀塑造过程中，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是其文化基石，又接受着流经地的古国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影响，融汇了诸如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

首先，运河民俗的脊梁是工商业文化。运河的漕运作为近古的一种先进运输手段和巨大的社会生产实体，顽强地表现出自己在商品流通、商品经济中独领风骚的风韵。它胁裹着一条经济繁荣带，在中国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南北纵向的强劲辐射域。元代以后，由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政治中心在经济上逐渐依赖于南方，所谓“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运河的作用开始由单纯的军事型向政治、军事、经济型转化；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量大增，南北经济交流越来越频繁，漕运不单是在向朝廷运输漕粮和贡品，而且成了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漕运的货畅其流，带来了沿运城镇的商业繁荣；商业的繁荣，则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良性的循环。漕运习俗、商业经营习俗、造船习俗、城镇集市习俗、行帮会馆习俗等等，无不体现着工商业文化的深厚积淀。漕运、商船，本身就包含着商业习俗在其中。

皇家的漕运从一开始，就允许漕丁水手带“土宜”沿河贸易，只是每朝每代的捎带数量规定有所不同。商船更是不必赘述。城镇的建设，私人园林的修建，无不是因为商业的发生而出现的。如济宁雅称“江北小苏州”，则是赖于地处大运河中段，由南北货物集散之地的地利所致。商业繁荣，带来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流经地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譬如，运河北段的著名城镇中，济宁、聊城、天津、北京等都建有一条竹竿巷。北方不产竹，而竹器交易却如此普遍，这类以竹器业为主的街巷名，深深烙有运河商业文化的印痕。游艺民俗，也有着工商文化的深刻烙印。有了商业的繁荣，才有了大市集、古庙会，以及供过往商人娱乐休闲的场所，也便有了游艺活动的场所，从而使游艺民俗得以发展和传衍。京城满族的八旗鼓，就是顺着运河由北而南传延开的，到山东的聊城、济宁等地，则称为八角鼓，沿运的商业重镇中都有传唱。

其次，运河民俗是包容百川的文化体系。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它沟通五大水系，流经了6省市，全长1800多公里，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塑造过程，成为南北水运的唯一通道，是中华民族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巧夺天工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华文明的丰厚积淀。运河民俗文化，有着广深的内容。从先秦以来，由于各家文化思想的争鸣和吸纳，形成了多个文化圈，以东部地区而言，自北向南，形成燕赵文化圈、齐鲁文化圈、荆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大运河恰好像一条丝带将这些文化珍珠串连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运河文化带。这条文化带反映了封建后期传统文化融汇的轨迹，容纳了各个文化圈的特色。如：燕赵文化的粗豪与守信、齐鲁文化的持重与豁达、荆楚文化的机巧与商才、吴越文化的灵活与敢为，还有秦晋文化的温厚善理财等等。如此融汇升华成的运河民俗文化，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精髓。再者，运河民俗文化，不仅具有带状的形态，而且从整个运河流域及其延伸区域来考察，几乎覆盖了中国的东半部。

大运河把杭州、南京、北京等几大文化中心联为一体，吸纳了古今中外文化精华，融汇南北中国各地风情民俗、饮食服饰、宗教信仰、官员礼仪等，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民俗文化。运河区域诸城乡广大居民有着共同的节日习俗，甚至各地的饮食习俗也因运河而广泛交融。旧时，江南的扬州、江北的济宁居民煮茶皆取运河之水，天津居民饮食亦“皆运汲于河水”。扬州富商宴席上“饵燕窝，进参汤”，德州人照样把“燕翅席”作为高档享受，曲阜的孔府宴中招待贵宾宴席为“鱼翅四大件”、“海参三大件”，故海参、鱼翅、燕窝、鱿鱼、火腿等贵重食品充斥于运河城镇市场，如济宁城区就有多家海鲜行。此外，像通州的雪酒、泰州的枯酒、高邮的木瓜酒、宝应的乔家白酒以及绍兴老酒等，皆为诸市场上的寻常之品。同时随着南北风情文化的趋同，甚至在行业语言中，流行着南北各地商人共同熟悉的江湖式的切口，举凡称谓、建筑、起居饮食、家具衣饰、动物、器械、人体、身份职业、行业、数目、姓氏乃至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广泛使用暗语或特定的手式，此类词汇数目达三四千个，成为运河区域民间文化的一个突出现象。各地会馆是集贸易、娱乐、休闲、联络乡谊为一体的重要场所。如明代北京的会馆就有40余所，苏州亦有40余所，另有公所120余处。聊城有八大会馆，济宁有三省、湖南、浙江、金陵、句容、济阳等六大会馆傍河而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运河会馆和商帮习俗。更由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日渐趋同，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外来的宗教沿运河两岸迅速传播。天主教自元明以来便随着外国传教士在运河区域的活动而得以传播，临清在14世纪已有天主教组织的建立。伊斯兰教随着回族同胞元末沿运河迁居，沿运重要城镇均建有大小不一的清真寺，以及相对集中的回族居住区。运河地区庙会和古会相当繁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远至上千里外的数以千万计的商旅和旅客，并形成独特的都市文化，从而促进了运河地区的戏曲发展。从扬州到北京，融汇各地戏曲精华，形成了为各地观众认可的花、雅两大部，同时，形成了数以千百计的戏班，北京有“京师优童甲天下”之称，苏州等江南城镇则“学戏者甚众”。民间艺术便在运河商品经济这片土壤中茁壮成长起来，汇入运河民俗的大流之中。

运河两岸以水、湖、山而闻世的古城名镇，从南到北组成了以园林和庭院为主导的环境文化。杭州、苏州、扬州以至济宁、聊城、临清、天津、北京等大中城市中，都有为数众多的包括皇家园林、私人园林、别墅和亭馆等园林景观。这些园林作为丰厚的历史遗产，在运河民俗中展现出华丽多姿的文化色彩。 运河民俗文化，如它的母体一样，纳百川之水而行舟，形成了包容性极强、特色独具的文化体系。

第三，运河民俗中对神化人的崇拜多于对自然神的崇拜。翻开运河地图，仔细检索，你会发现沿线有许多的大王庙、关帝庙、禹王庙，而少有龙王庙。尤其是大王庙，一县之中甚至会有五、六处之多。大王庙、关帝庙、禹王庙都是祭奉神化的人。禹王即大禹，关帝即关云长。而大王，各地所奉之神不一，且历朝有别，元代有金龙四大王谢绪、晏公、萧公，明代有宋礼、白英、黄守才，清代有朱之锡、栗毓美、王仁福、张有年等，这些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的治水英杰。与沿海敬龙王、妈祖，东北三江及长江流域敬江神、鼋神的海洋民俗和江河民俗有很大不同，运河沿岸百姓不再祭祀这些自然神，而虔诚崇拜祭奠这些活河神——大王，以为这些大王是可以降伏那些龙王、鼋神等孽神的。从这一信仰习俗中更可深切地体会到运河民俗中“人定胜天”的气格精神。

2.运河民俗对运河流经地旧习俗的冲击及互补

运河民俗，既是以运河经营为轴心，从北京到杭州带状形流域文化，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流经地旧民俗，与之有联系又有一定区别。其区别，一是沿运地域民俗文化，是根植很深的古国文化的演变，而运河民俗文化，则是以近古开凿运河为始，围绕运河经营为中心而产生的特殊区域的一种文化，是在与沿运地域旧民俗的不断撞击和相互吸纳中发展传承而来的。二是运河因纵贯南北五大水系，诸多民俗圈风土文化各异，相互交流中，使得运河民俗呈现了南北东西文化汇融的特色，而距离运河较远的内地民俗则是固守古训旧制。三是运河民俗所显现的是一种开放交流的文化精神，而流经地域文化则多墨守陈规、千年而一贯。

运河民俗对流经地地域旧民俗的冲击是必然的，运河代表着沟通和开放，它所挟带的文化信息是带有某些冲击力的，尤其是在古代封建思想禁锢颇深的北方地区。然后在不断的冲击中，呈一种互补汇融的状态，达到一种相互交会共处的结果。如聊城运河岸畔山陕会馆大殿中的那幅楹联，反映出的就是这种在厚重的传统文化中另露机锋的味道。联曰：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谈春秋 这不是运河商人的开放文化对运河两岸传统文化的挑战么？也鲜明地塑造出运河民俗文化与流经地习俗撞击而形成的痕迹。古人云：北人骑马，南人乘船。运河的开通，原来鞭策骑马的北人，也摇起了桨棹，欸乃而行，且还摇来了南人行事的机灵和重商的观念，流经地传统的旧民俗文化便会出现一种“内固”、“外阻”的自我保护意识，由砰然撞击而渐相磨合，由悄然吸纳而变相融汇。如济宁地处京杭运河中段，又是孔子的故乡、儒学发祥之地，其传统文化深厚，重仁义、尚伦理、尊中庸，使得民风质朴持重，“风流清高，贤良间出”。遵循着“动不违时，则不过用”的人生法则。元朝大运河开通后，济宁这个不起眼的城市，因贯通的运河穿城而过，便繁盛起来。史载南北漕运最盛时，济宁“市杂荆吴客”，有数以万计的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商人、手工业者在此定居经商生产。他们创办了大批商号行栈、手工作坊，如苏州人戴氏创办的玉堂酱菜铺，专营南北糕点的兰芳斋食品店，以编制竹器闻名的竹器业一条街——竹竿巷等。在他们来济宁创办商号作坊的同时，也将他们的文化观念、生活习俗带来，并在这异乡推演发展。这样，同时也开始了对当地民俗的强烈的冲击。清乾隆版《济宁直隶州志》载，济宁过去“民风朴实”，“农夫稼穑，不习商贾之事”，至乾隆年间，则“风俗犹江河也，趋日下矣”，“四方舟车所辏，奇技淫巧所集，其小人游手逐末非一日矣”，过去从事农业的农民，现纷纷改业从商。还有的农民受工商业发展的影响，由种植粮食作物转向种植经济作物，如栽培烟草，州志这样记述：“淡巴姑（烟草别名）之为物始于明季，本产遐方，今则遍于天下，而济宁之产甲于诸郡，齐民趋利若骜。”并录有这样的诗句：“新谷在场欲糜烂，小麦未播播已晚，……愚民废农偏种烟，五谷不胜烟值钱。”从这州志记载的字里行间，不是可以感觉到运河民俗对济宁当地习俗的冲击，以及修志者所代表的群体对运河民俗的贬斥态度么。

济宁人与南北商人经过长期的生活磨合，不同文化观念、生活习俗不断撞击消长，最后达到相互融合渗透，济宁运河民俗就是如此的结果。我们不妨举几例在济宁周边城乡流传的谣谚，来更为真切地体会一下其中的况味：“济宁州太白楼，四岁的小孩操老头”。操，方言，义戏弄。儒家童蒙书《三字经》有这样一句：“融四岁，会让梨”。而外乡人对被商品经济熏陶的济宁人的贬斥和谴责，从这谣中可以品味出：四岁的小孩，不仅不“会让梨”，竟还戏弄老者。被传统封闭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铸造出来的济宁乡村文化，对开放的运河民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排斥心理，由此可见一斑，这需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达到一种互谅互容、渗透融合的态势。如：“买卖不成仁义在”。将“买卖”全揉进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底气。“漫天要价，摸地还钱”。漫天要价，山东好汉的豪气；摸地还钱，江南人的精细。两种气质在商业活动中居然可以巧妙地中和、协调。“先小人，后君子”，“当面点钱不薄人”。把利和义揉合得又是多么熨贴。

3.运河民俗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意义

有人说，一部运河史就是大半个中国史。还有人说，如果没有这条京杭大运河，中国东部地区的历史文化就没有今天的繁荣、文明和先进。是的，大运河贯通至今700余年，几乎占我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1/3；南北纵贯1800公里，横向沟通五大水系，覆盖面遍及大半个中国，流经地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富庶的地区。大运河积淀的文化之深、范围之广、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在人类任何一项工程中，都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运河民俗文化所代表的东部地区，恰恰与中国西部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差别，甚至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步。儒家思想在运河这个摇篮中形成和发展，推动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运河民俗，是堪称解开中华民族文化变迁发展之谜的一把钥匙。

首先，在千百年来，生活在水上和在水一方的运河民众，创造着极其丰富的物质民俗。漕运、河道挑浚、堤岸保护、闸坝管理等，在近古这些都是属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经验的积累，文明的传递，形成了各个层面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一代代传衍。大运河纵贯中国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有名的小麦和稻米产区，形成了中国的“麦作文化”与“稻作文化”重要区域。大运河沿线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作物区，盛产棉花、桑蚕、竹子、油菜籽和黄麻。大运河两岸拥有众多的土特产品，闻名遐迩的有鸭梨、茶叶、金丝小枣、桃子、西瓜、槜李、杨梅和阿胶、白酒、黄酒以及被誉为“软宝石”的青猾皮、小湖羊皮。大运河和它串联起来的大江大河以及众多湖泊，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水产资源，是中国最早、最大的淡水鱼捕捞和养殖基地，中国有名的三大鸭种——北京填鸭、高邮麻鸭和绍兴鸭都产在运河线上。这稻作民俗、麦作民俗、土特产风物民俗、

渔俗、牧俗的大范围交流形成发展，充实着中国文化的宝库，张扬着中国古代文明的旗帜。

大运河的沟通促进了南北和全国手工业技术的交流和发展。沧州的铁狮子不仅在中国冶金史上，在世界冶金史上都是独占鳌头的杰作。临清官窑烧制的大青砖，专供明清两代皇家建筑用材，在建筑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扬州的手工业以铜器为最，淮阴、镇江、无锡的造船业，都曾有过光辉的历史。苏杭的丝绸织造，更是历久不衰的世界级水平。商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城市的兴起，今日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北京、天津、扬州、镇江、无锡、苏州、杭州等历史文化名城和工商都会，追寻其历史，无不记载着大运河民俗的一份功劳。商业贸易习俗、手工业生产习俗、城建居住习俗，在运河岸畔推演了多少个春秋，影响了上千年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格局，促进了沿运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工人阶级的诞生，创造了沿运城市河城相依的一大特色，增添了中华文明的光彩。其次，物质民俗文化的高度发展，必然伴生有精神民俗的奇伟壮观。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拥有9千多间殿宇、楼阁和殿堂。巍峨的天安门城楼，今天赋予崭新的生命，成了中国的象征和12亿中国人的心脏。故宫与天安门的一砖一木，都是大运河上民众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运来的。故有“漂来的北京城”的说法。

大运河民俗还为中国桥梁史写下了光辉一页。大运河上，有最具历史意义的通州八里桥，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仗就发生在这里；有最长、最美的苏州宝带桥，53孔，长317米，如长虹卧波，美不胜收；有唐代诗人张继吟诵过的枫桥，桥以诗名，诗以水名，一首《枫桥夜泊》不仅传遍了运河南北，还传到异国他邦，成为千古绝唱。大运河是一条活的桥梁博物馆。大运河又是一座罕见的古塔陈列室。有砖砌的、石造的、砖木结构的，还有铁铸的；有楼阁式、密檐式、亭阁式；还有喇嘛塔、过街塔；高高矗立在大运河畔，叙说着岁月如水。还有争奇斗妍的表演艺术——北京的京剧、吴桥的杂技、扬州的评话、苏州的昆剧和评弹、杭州的越剧；还有杨柳青、东昌府、桃花坞的年画；扬州的木板刻印；精美绝伦的玉雕、漆器工艺，等等等等。最后，运河民俗文化具有着鲜明的开放色彩，作为一种由中国传统社会自身经过优化组合而形成的、较具现代色彩的新型文化，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中标立出一种新颖的文化模式。

说运河，人们往往把长城扯在一起，说是在中国版图上二者写成了一个大大的“人”字，阳刚的一撇是长城，阴柔的一捺是运河。实则不然。在此，我们姑且将长城与运河作一个粗放的比较。若以吴王夫差下令在江淮间开凿邗沟为运河之始的话，运河与长城几乎诞生于同一个时期。作为长城，不管是春秋战国间燕、赵、秦的修筑，还是秦始皇兼并六国修筑万里长城，以至后来的明代三次大规模的修筑，其目的就是一个：防御北部凶奴族骚扰和邻国的侵袭。然而客观上也妨碍了多民族之间的往来和交流，在民族心理上是消极的影响。而大运河，则是客观上各水系的沟通，从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统一，给民族心理上造成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俗话说得好：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似山样儿的长城，造成的必然是闭关锁国，是水的运河带来的自然是南北的沟通，东西的贯接，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各民族友好交往、相互了解学习、发展文化提供了条件。

京杭运河，贯通了中国的南北，且连接着海岸与京城。故而，亦成为我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通道。古代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有两条通道：一为西北大陆上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向西过河西走廊，经今塔里木河北面或南面，再西抵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另一为东部海上丝绸之路，由京城或沿海港口起，通往东南亚、西亚、日本和东非、南美各国。大运河，则正是连结这两条丝绸之路的立体交叉高架桥，又是古代水上高速公路。外国使者、商人、留学生、旅行家等，进入中国西去长安或北上北京，都是取道大运河往来的。山东德州有个苏禄国东王墓。那是公元15世纪初，太平洋上的苏禄国东王率领了340余人的大型代表团，带着珍珠、宝石等礼物，浮海访问中国，在北京受到明成祖的盛情款待。东王一行在北京逗留27天，才乘船经大运河南下回国，不料船行至德州，东王突然病逝。明成祖闻讯后，立即派遣礼部官员前往赐祭，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尊重苏禄国的信仰，派中国的回民帮助守陵人员照应陵园寺庙。清雍正九年（1731），应苏禄国的要求，准予守陵人员子孙入籍中国。现在，东王的后代已发展到30多户130多人。他们和本地居民和睦相处，早已变成一家人了。

大运河沿线，从南到北，从城市到村镇，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建筑绵延不绝。全国有名的四大清真寺，有两座就建在运河城市中，一座是扬州的仙鹤寺，一座是杭州的凤凰寺，还有泉州的清净寺和广州的光塔寺，也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些寺院，正是历代从海上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商人和侨民为聚礼而兴建的。至今，伊斯兰教仍是中国的三大宗教之一。由此引发联想，长城的“对外闭锁”与运河的“对内搞活”似乎已经喻示了近古中国这个超稳定帝国的理想追求与大体宿命。

二、运河民俗文化的当代影响

1.历史上运河民俗的社会效用

首先，运河民俗开放交流的特质，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运河流域成为我国人口最稠密、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个区域，居住着除汉族以外的回、蒙、满等数10个民族。作为京都门户的通州，自元代起就有回民迁居，至明清时期在城内东南隅已形成一个回民聚居区。江南重镇镇江，亦是从元代就侨寓居住有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等民族170余户达上千人。其它如临清、济宁、天津、淮安、扬州、苏州等更多“五方杂处”之民。京杭大运河将中国东部的北京、南京、杭州等几大文化中心联为一体，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的文化发展，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兴盛之区。自宋元以来，运河地区便书院林立，山东地区在明代有书院50余所，清代发展到75所。沿运城市中，如天津、淮安等地还最先设立了专供商人子弟学习的“商学”。宋代杭州刻书最为精良。明代南京国子监、苏州府、淮安府的刻书业最为繁盛。聊城等地亦有发达的刻书业、印刷业、制笔业等。清代的刻书局则以扬州、江宁、苏州、杭州等为最著名。清代有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吴兴陆氏“皕宋楼”、聊城杨氏“海源阁”等四大私人藏书家。运河也是造就人才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据清代统计，通过科举而获取功名的位于运河区域的江苏、浙江、安徽、直隶（包括顺天）、山东五省区最多，有清一代的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和传胪的人数，江苏即有184人，浙江137人。

其次，运河民俗促进了古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的南北（包括东西）物资大交流，密切了全国市场的联系，同时加速了内河与海上交通的发展，推动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繁荣茂盛的运河经济带的形成，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以大运河为干线的销售网络将巨额商品送达全国各地各类市场，打破了地域商业的闭塞状态。明清时期，来往于运河上的有漕船、快船和马船以及各种民船。即以当时漕船1.2万只，每船每年运转4次，所携带被官府认可每船可带私货60石计算，每年总运量达300万石，相当于漕运总量的3/4。由官府管辖的快船、马船等私带客货更多，常达90%左右，至于民船运量更是难以估计。运河市场与全国市场联系的广深发展，对封建经济的繁荣有明显的影响。运河北段以临清、天津、通州为中转市场，与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市场联系起来。同时，北部边疆地区的产品，如人参、木耳、皮张、毡货、木材、松子、东珠、马匹等，亦由陆转河大量销往内地及南方。又如陕西、宁夏、大同等处客货，也皆由南北运河辗转运递。运河南端，以杭州为中转市场，与江西、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区域市场联系起来。如广东、福建等地的货物，便多由商贾通过陆路或水路运至杭州，再装船沿大运河至北方，同时北方各地的货物，也多在杭州下船运上述地区。杭州还作为运河沿线与海上联系的重要港口市场，通过这里把各类商品销往暹罗、吕宋等东南亚地区或日本等地。还有，如唐宋以来中日高僧往来于扬州，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启锚于刘家港等等，无不与运河民俗有关。

2.运河民俗与我国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快车道，现代化交通设施发展日新月异，陆上、空中运输日趋快捷方便，但大量的货物还要依靠少污染、低消耗、低成本的内河航运。国家在综合运输网规划中，东部地区安排了五纵五横运输主通道，京杭大运河是五纵之一，主要承担北煤南运任务。在国家内河航运网规划中，京杭运河又是唯一一条将淮河、长江、钱塘江沟通，并组成全国千吨级航道网的联络通道，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以及运河建设和南水北调工程的进展，设想2020年左右，京杭运河这一宝贵遗产将再度辉煌。届时千吨轮船过长江、跨黄河直达首都，运河将承担一亿吨左右的长途物资运量，区间运量更多，相当三条双线铁路的运量，成为东部地区最大的运输通道。如此，大运河经济带将成为新世纪世人瞩目的区域开发热点地区，积淀千年的运河民俗文化，亦将成为新世纪的热点。运河民俗如何在当今社会中实现文化功能上的现代转型，便显得特别重要。它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补充要素，而且本身即是现代化事业中的必备要素，而不仅仅是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云云。

因此说，重整大运河的同时，也要重新审视现今已存在的运河民俗文化，以期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首先，深入研究中国人民对运河的自然、社会探索的行为轨迹和精神追求，为重振运河雄风，建设“大运河经济带”提供可资借鉴的东西和可待弘扬的精神。

其次，加强运河民俗文化的研究，会促进运河在高新科技条件下焕发青春。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用高科技武装内河航运，使运河在现代条件下仍旧起着经济命脉的作用。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运河民俗文化作为一笔珍贵的资源，可以用来开辟旅游事业。我们希望运河民俗旅游线能被海内外游客接受下来。像运河这一人文遗产如不及时开发和利用，就会丧失目前这一历史性难得的机遇。

第四，运河民俗的研究，将给政府决策者治理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第一手材料，对现代化建设产生直接影响。古人有云：“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汉·应劭语），衣食住行，是人类四大生存条件，运河民俗的主体属于“行”文化，亦即社会性交通文化。因此，它与其它交通文化一样也有着三大属性：一是开放性，打开各个地理上的、政治上的封闭区域；二是兼容性，将所过的地域的社会存在的合理部分不抱成见地包容进来；三是伴生性，即以交通线为生命线去拉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使运河民俗文化重新回到中国现代文明、世界现代文明的先进行列中去！

来源：《济宁师专学报》高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