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至1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泗永公路改建工程，在淮北市濉溪县境内的柳孜集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柳孜集始建于东汉，隋、唐、宋三代是通济渠(汴河)岸边的淮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史称柳孜镇。

1999年重点发掘了3艘沉船，1号沉船为木板结构，平面呈长方形，船底板和尾部保存较好，尾舵完整。尾舱横梁上有3个格档，放入舵柄可改变航向。2号船为一整棵大木雕凿而成的独木舟，3号船仅存半个帮板和与其相连的一段底板，在运河内发现如此多沉船尚属首次。

石建筑码头

这次发掘还发现宋代石建筑码头一座，顺河道南侧而建，为长方形立体建筑，顶部已遭到了一定的破坏，东西长十四点三米，南北宽九米，北壁临水陡直，存高五点五米，经古建专家初步认定，此构筑物是一座大运河岸边的货运码头。这一发现，对唐宋时期大运河内的运漕制度改革提供了佐证。这说明原先由始点运至终点的办法其时已改为分段运输的办法。这在中国古代大运河上还是首次新发现，这是我国隋唐大运河考古的首次发现。

石块建筑的码头位于运河南侧、一号发掘方东北部，码头顺河道而建，方向36度，为长方体建筑，东西长14.3米， 南北宽9米，北壁抖直，存高5.5米。建筑使用的石块没有统一制作的石料，其形状大小，长短不一致。还有少数画像石。其机构基础大于砌体，采用瓦砾层与黄土层间隔夯实处理，共四层，厚0.75米。砌体为填心砌法，北侧临水有激岸石墙，北1.5米左右的墙体部分采用石灰浆砌法，其余位干砌，层缝间用碎石杂以粘土夯平填实，砌体中有“支山”石使用。砌体东、西、南三面均采用由下而上飞檐砌法。码头东西两侧均用夯土护堤。码头的年代，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为北宋时期所建，

柳孜县是隋、唐、宋代通济渠岸边的重镇，此次发掘证明了柳孜县不仅是一个运漕中转码头，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旅之地。发掘获得的大量唐宋以来各窑口的精美瓷器尤为珍贵，器物保存完好，造型各异，其中颇多精品。特别是在淮北运河发现辽代的瓷器，对研究当时宋元交通有一定的意义。

淮北平原是黄泛带来的泥沙所形成，原地貌及人类文化遗存多被深埋在地下。隋、唐大运河的南段即通济渠，唐、宋称汴河，金代时被淤塞抬高，对其河道走向路线，史载不一。这次配合泗永公路改建中的考古工作，解决了汴河故道的流经路线和经过地点的问题，起到了考古学补史、证史的作用。

古瓷器

2005年6月19日，新建的隋唐大运河遗址陶瓷专题博物馆对游人开放。为收藏和展出农民企业家丁仰振捐赠的2000余件出土于隋唐大运河遗址的唐宋古陶瓷，安徽省淮北市新建了中国首个隋唐大运河遗址陶瓷专题博物馆。近日，这2000余件古陶瓷经过国家级专家初次鉴定，其中的1200余件为真品，其中不少是全国罕见的珍品。

在隋唐两宋时期，由于大运河通济渠段的开通，淮北柳孜成为当时沟通中国南北经济的重镇和货物集散地。而隋唐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制瓷业在全国已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了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体系和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体系。运河的开通使淮北柳孜成为当时全国瓷器的重要集散地。

由于古运河遗址的发掘，淮北市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大批的唐代沉船、宋代古建筑码头及大量唐宋精美陶瓷等文化遗物，展现了隋唐大运河当年的漕运盛况。有关专家表示，这次古运河出土的陶瓷，从隋至唐、宋，跨跃历史之久远，为国内少有。其中尤以唐宋两代之珍品居多，北宋时期，南宋初期最为丰富。

淮北古运河遗址中出土的古瓷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是极为罕见的，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窑口20多个，其中不乏唐宋两代诸多名窑在内，从一般百姓家庭用品到富家子弟摆设玩件及陪葬冥器应有尽有。

遗址发掘还出土了大量陶瓷、瓷器、铁器、铜钱等文化遗物。其中瓷器最多，有寿州窑、肖窑的黄釉瓷，有磁州窑系白地黑花瓷，有吉州窑系的黑瓷，有耀州窑，越窑系，长沙窑的青瓷，有景德镇的影青瓷，有建窑的兔毫盏，有定窑系的白瓷、还有均瓷、三彩器等唐宋时期全国十几座窑口的瓷器产品。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瓷器等文化遗物的出土充分证明了大运河“公家运漕，私行商旅”的巨大枢纽功能，也充分证明柳孜当年是大运河岸边的一座商业重镇。

唐代沉船

在隋唐大运河底埋藏着的8艘唐代沉船也在本次出土中被发现。由于发掘面积限制等诸多原因，此次只发掘出土三艘脱水保护。在这3艘中，有两艘船为木板结构，其中一艘头部缺损，包括尾舵在内存长12.6米，另一只造型壮观，存长23.6米，可惜在沉没前船体遭到很大的损坏，仅存半个帮板连着部分底板。保存最好的是一艘用一根大木整体雕凿而成的独木舟，该舟长10.6米。大运河里有沉船，以前有过零星发现，但一次性发现这么多数量的沉船，对沉睡于地下多年的古代大运河来说，不失为一次大揭秘。

淮北市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沉船、码头和大量文物的发现和出土，为研究中国运河史、交通航运史、水利史和三代历史增添了重要的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商贸、旅游、瓷器的出口外运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考古新材料。